本文是一篇关于国际森林治理演变的综述性文章，主要探讨了从可持续性到合法性再到碳单位的转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全球森林治理的核心焦点如何逐渐缩小。以下是本文的详细报告：
本文由Constance L. McDermott撰写，作者隶属于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文章发表于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期刊，2014年第35卷，第12-19页，并于2012年11月4日在线发布。
本文的主题是国际森林治理的演变，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森林治理的核心焦点如何从“可持续性”逐渐缩小到“合法性”，再到“碳单位”。文章通过历史分析，探讨了这一演变背后的动因及其对全球森林治理的影响。
森林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早期的国际森林治理试图通过可持续森林管理（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来实现这一目标，但由于缺乏经济激励和各方利益的冲突，这些努力未能取得显著成效。随后，治理焦点逐渐转向“合法性”，即通过打击非法采伐来规范森林管理。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森林治理的核心进一步缩小到“碳单位”，即通过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REDD+）来应对气候变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贸易的加速和环境运动的兴起，国际社会开始关注热带森林的丧失。198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通过了《国际热带木材协定》（ITTA），并成立了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旨在通过技术能力建设推动可持续森林管理。然而，尽管ITTO和其他相关机构（如热带森林行动计划TFAP）在初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和广泛的利益协调，这些努力未能逆转森林丧失的趋势。
论据：TFAP在初期成功吸引了大量国际援助，但很快因未能有效遏制森林丧失而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TFAP过于集中化、技术化，且未能广泛吸纳地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国际森林治理的焦点从可持续性转向“合法性”，即通过打击非法采伐来规范森林管理。这一转变得到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林业行业的支持。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法律执行来增强国家权威，林业行业则希望通过合法性要求获得竞争优势，而非政府组织则希望通过合法性要求保护环境和社区权益。
论据：欧盟的《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倡议》（FLEGT）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署“自愿伙伴关系协议”（VPA），建立了木材出口的许可和验证系统。然而，尽管这些举措增加了全球木材贸易的透明度，但并未显著减缓森林丧失的速度。
2005年，哥斯达黎加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提出了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REDD）的倡议。REDD+的核心是通过经济激励，使发展中国家减少森林丧失，从而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REDD+的吸引力在于其能够为发达国家提供低成本的气候减缓方案，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补偿。
论据：REDD+在2010年的坎昆协议中正式被采纳，并扩展为REDD+，涵盖了森林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森林增强。然而，REDD+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如何确定基准排放水平、如何确保资金的可预测性，以及如何平衡碳减排与其他环境和社会目标。
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指出，国际森林治理的核心焦点从可持续性到合法性再到碳单位的转变，反映了全球治理中“可读性”（legibility）和“简化”（simplification）的趋势。这种转变虽然有助于扩大政治支持，但也导致了环境和社会冲突的“空间和时间上的转移”（displacement）。REDD+通过将森林治理的核心缩小到碳单位，成功吸引了广泛的支持，但其复杂性和模糊性也使得决策过程变得分散和低效。
科学价值：本文为理解全球森林治理的演变提供了理论框架，特别是通过“可读性”和“简化”的概念，揭示了治理焦点缩小的动因及其潜在风险。
应用价值：本文对REDD+的实施提出了重要警示，指出其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如何平衡碳减排与其他环境和社会目标方面。
本文还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多层级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的复杂性，指出全球森林治理的焦点缩小虽然有助于扩大政治支持，但也可能导致决策过程的分散和低效。此外，文章还强调了REDD+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社会和环境风险，特别是其对土著社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在影响。
总之，本文通过对国际森林治理演变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全球治理中“可读性”和“简化”趋势的潜在风险，为未来的森林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