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荷兰蒂尔堡大学蒂尔堡法律、技术和社会研究所（Tilburg Institute for Law,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ilburg University）的巴特·范德·斯洛特（Bart van der Sloot）撰写，并由中国政法大学的张伟教授和李冰清博士翻译。原文题为《A New Approach to the Right to Privacy, or How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mbraced the Non-Domination Principle》，发表于2018年6月的《计算机法律与安全评论》（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第34卷第3期，第539-549页。本文探讨了在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保护面临的新挑战，并提出了“无支配原则”（Non-Domination Principle）作为传统“不干涉原则”（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的替代方案。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隐私权的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隐私权保护主要依赖于“不干涉原则”，即只有在第三方对个人权利或自由进行具体干涉时，才能认定隐私权受到侵犯。然而，在大数据时代，许多数据驱动的技术应用使得证明具体干涉变得极为困难。例如，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监视行为往往难以追溯到具体的个人损害。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采用共和主义的“无支配原则”，该原则不再关注是否存在具体干涉，而是着眼于权力关系以及权力滥用的可能性。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详细探讨了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隐私权案件时的演变，尤其是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新方法。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模糊了公私空间的界限，传统的隐私保护方法显得力不从心。例如，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第三方能够轻易控制家庭活动，而法律对智能手机等设备的隐私保护却相对薄弱。此外，通信元数据的保护也成为争议焦点。学者们提出，隐私权的保护应从“个人数据”转向“数据”本身，因为所有数据都可能对社会和个人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并允许个人或国家提起申诉。然而，法院通常只接受自然人提出的申诉，且要求申诉人能够证明其隐私权受到了具体干涉和实际损害。这种“不干涉原则”在传统隐私案件中效果显著，但在大数据背景下，证明具体干涉和损害变得极为困难。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隐私权的保护面临新的挑战。许多数据收集行为并不针对特定个人，而是广泛覆盖整个社会。例如，闭路电视摄像头的使用使得个人难以证明自己受到了具体损害。此外，个人往往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数据被收集，更难以追踪这些数据的去向。即使个人知道数据被收集，也很难证明这些行为对其权利造成了具体干涉。
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复杂案件，欧洲人权法院逐渐放弃了“不干涉原则”，转而采用“无支配原则”。法院不再要求申诉人证明具体干涉和损害，而是关注法律和政策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保障措施，以防止权力滥用。例如，在“扎哈罗夫诉俄罗斯案”中，法院裁定俄罗斯的情报监视法律缺乏足够的保障措施，即使没有具体干涉的证据，也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犯。
本文进一步从哲学角度探讨了“不干涉原则”与“无支配原则”的区别。自由主义传统上认为，自由是不受他人干涉的状态，而共和主义则强调自由是不受他人支配的状态。共和主义的“无支配原则”关注权力关系和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而不是具体的干涉行为。这种观点在大数据时代尤为重要，因为许多数据驱动的技术应用并不直接干涉个人权利，但却赋予了政府和公司巨大的权力。
本文总结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大数据时代的隐私权案件时，逐渐从“不干涉原则”转向“无支配原则”。这种转变符合共和主义的理论，强调权力关系和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性。欧洲法院在类似案件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表明这一趋势正在欧洲范围内扩展。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提出了“无支配原则”作为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保护的新路径。传统的“不干涉原则”在大数据背景下显得力不从心，而“无支配原则”则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技术带来的挑战。这一理论不仅为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的法律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通过对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分析，提出了在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保护的新路径——“无支配原则”。这一原则不仅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技术带来的挑战，也为未来的法律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隐私权的保护将面临更多挑战，而“无支配原则”无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