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属于类型a，即一篇报告单篇原创研究的学术论文。以下是对该研究的详细介绍：
本文的主要作者是Chenlin Wei和Barbara Jiawei Li，分别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研究于2024年3月14日发表在期刊*Translation Studies*上。
本研究的主要科学领域是翻译研究，特别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翻译实践。研究的背景知识包括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逐渐从文本分析转向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分析。近年来，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如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等。这些理论帮助研究者从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翻译活动。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嵌入性理论”（embeddedness theory）来分析翻译活动如何在社会和制度中嵌入，并以19世纪英国对中国学者李渔的《十二楼》的翻译为案例，探讨翻译实践的社会性。嵌入性理论最初由经济人类学家Karl Polanyi提出，后由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进一步发展，强调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关系中。本研究试图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分析翻译活动如何受到社会网络、政治环境和文化规范的影响。
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理论框架的构建：研究首先回顾了嵌入性理论的发展，特别是Granovetter和Zukin & DiMaggio的分类，包括认知嵌入性（cognitive embeddedness）、政治嵌入性（political embeddedness）、结构嵌入性（structural embeddedness）和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这些分类为理解翻译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案例选择：研究选择了19世纪英国三位汉学家John Francis Davis、Samuel Birch和Robert Kennaway Douglas对李渔《十二楼》的翻译作为分析对象。这三位译者的翻译策略各具特色：Davis的翻译较为忠实于原文，Birch保留了主要情节，而Douglas则对原文进行了大幅改动。
文本和副文本分析：研究采用了副文本分析（peritextual analysis）方法，通过分析译者的前言、注释等副文本材料，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如何受到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嵌入性维度的应用：研究通过嵌入性理论的四个维度，分析了三位译者的翻译行为。例如，Davis的翻译受到政治嵌入性的影响，Birch的翻译受到结构嵌入性的影响，而Douglas的翻译则受到文化嵌入性的影响。
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Davis的翻译：Davis的翻译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嵌入性。他的翻译目的是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来增进英国对中国的了解，从而促进两国的商业关系。他的翻译策略较为忠实于原文，以传达中国文化的精髓。
Birch的翻译：Birch的翻译受到结构嵌入性的影响。他依赖于当时英国汉学界的社交网络，采纳了其他汉学家的建议，对原文进行了删减和简化。
Douglas的翻译：Douglas的翻译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嵌入性。他对原文进行了大幅改动，以适应西方读者的文化偏好。他的翻译策略反映了当时英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贬低态度。
本研究通过嵌入性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翻译活动如何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嵌入。研究结果表明，嵌入性理论能够有效解释翻译行为的多样性，并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首次将嵌入性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并通过副文本分析补充了嵌入性理论的描述性分析。研究不仅丰富了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还为理解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还指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嵌入性理论与其他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以及如何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翻译实践。此外，研究建议未来的翻译研究应更多地关注译者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背景，以更全面地理解翻译行为的复杂性。
通过本研究，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活动如何在社会和制度中嵌入，并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