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属于类型b，是一篇学术论文，主要讨论了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性格（character）和承诺（commitment）之间的关系，并批判了传统的道德理论。作者Stan van Hooft通过分析Bernard Williams的观点，提出了对道德义务的重新理解。
本文作者为Stan van Hooft，文章于1988年发表在《Philosophy》期刊上。文章主要探讨了Bernard Williams在《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书中对道德理论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道德义务的替代性解释。
文章的核心主题是道德义务的本质及其与性格和承诺的关系。Williams批判了传统道德理论中将道德义务视为外部约束的观点，认为道德义务应被视为一种实践必要性（practical necessity），并且这种必要性并非道德领域独有。作者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观点，探讨了性格和承诺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
Williams对道德义务的批判分为两部分：负面论证和正面论证。负面论证指出，道德义务的冲突和无限扩展性带来了问题。正面论证则提出，道德义务应被视为实践必要性，且这种必要性并非道德领域独有。Williams认为，道德义务在道德体系中被表达为一种重要的审议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存在于外部。作者进一步指出，道德义务的冲突问题不应通过否认冲突的存在来解决，而是应通过实践审议来处理。
Williams认为，道德义务应被视为一种实践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源于对某件事的重要性和审议优先性（deliberative priority）的结合。重要性是指某件事对某个人而言的重要性，而审议优先性则是指在审议中给予某件事的权重。作者指出，这种理解使得道德义务不再是一种外部约束，而是与个体的审议和性格密切相关。
Williams强调，性格在道德决策中起着核心作用。性格不仅包括个体的动机和欲望，还包括其价值观和承诺。作者指出，性格的稳定性为道德义务提供了基础，但性格的形成也受到个体动机场（motivational field）中各种异质和不可通约的因素的影响。因此，性格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包含多种冲突的动机。
作者进一步提出了承诺的概念，认为承诺是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诺不仅表达了性格，还通过赋予某些项目审议优先性来影响道德决策。承诺的稳定性为道德义务提供了基础，但承诺也可以通过实践反思或戏剧性经历而改变。作者指出，承诺的持久性使得个体能够在面对冲突时做出道德决策，并在未能履行承诺时感到遗憾。
Williams认为，道德冲突不应被视为审议结果之间的冲突，而应被视为重要性程度之间的冲突。当某个选项被认为更重要时，它应被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被拒绝的选项不再重要。作者指出，遗憾的产生源于未能履行承诺，而遗憾的表达则是道德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Williams进一步指出，道德义务并非道德领域独有。任何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活动，如艺术创作，都可能产生类似道德义务的实践必要性。作者认为，这种理解使得道德义务不再局限于道德领域，而是与个体的性格和承诺密切相关。
本文通过对Williams观点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对道德义务的重新理解。文章批判了传统道德理论中将道德义务视为外部约束的观点，认为道德义务应被视为一种与个体性格和承诺密切相关的实践必要性。这一观点不仅为道德义务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为道德冲突和遗憾的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文章对性格和承诺的探讨也为道德决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