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浪漫诗学的三张面孔 - 肖伟胜
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简介
晚近学界对郭沫若诗学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泛神论”、“为艺术而艺术”、“文艺是宣传的利器”以及郭沫若前期文艺美学思想中的矛盾性等问题的争论，而是开始将这个“球形天才”置于中外文化的对比框架中，即在古今融贯、中外结合的广泛时空范围内，试图从整体上来把握其丰富、驳杂、充满矛盾的诗学理论。
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研究者往往通过中外某种文艺思潮来指称和接近研究对象的真相，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如心灵诗学、浪漫主义（Romantic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唯美印象主义等。然而，这种“大而无当”的论述中，郭沫若诗学独特的“语义编码”方式却往往被忽略。
本文试图重新发现和理解郭沫若诗学中的浪漫性，并着眼于其独特的语义编码方式。这种浪漫性的强劲脉动贯穿了郭沫若整个思想发展的历程，是郭沫若生命体验和创作实践中的核心元素。综观郭沫若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几个相互关联的浪漫性面向。
第一张面孔：自我追求自由
首先，浪漫性体现为郭沫若精神深处的一种特殊心态倾向。这种心态崇尚主体自发的冲动、独特的个人感受以及在冲破世俗生活规范中的高峰生命体验。《女神》诗集中，郭沫若表现了自由自我的自发性冲动和极端性的高峰体验。茅盾称郭沫若为“五四诗坛的霹雳手”，在动乱年代，他以雄浑、豪放和宏朗的调子掀起情感风暴，猛烈地冲破封建罗网，表现出新世纪黎明的乐观情调和革命精神。
他在诗篇如《天狗》、《日出》、《湘累》、《浴海》等中抒写了由乐观情调和革命精神所带来的欢畅激情。郭沫若曾自述：“我回顾我所走过的半生行路，都是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这种生命内在的情感冲动自然会冲决传统世俗生活中的理性化规范、信条和习俗束缚，获得极大的满足和喷涌的豪情。
郭沫若音乐诗学不仅表现自我的自由冲动，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他在创作中特别强调情感和情绪的自然流露，反对用理性去限制艺术表现。
第二张面孔：乌托邦理想
其次，浪漫性还表现在郭沫若化自我长期受到现实逆境压抑的热情、理想和愿望，投射到外部对象上，呈现为一种乌托邦（Utopia）理想。他诗歌中的浪漫质素通过潜意识的愿望投射和自我向外扩张，宣泄和寄托内心的自由企盼，同时获得人生超越感和审美体验。
例如，郭沫若诗歌《凤凰涅架》里抒发了死而复生乃至不朽的信心。诗中的浪漫主体借助于这种“望梅止渴”的愿望投射，至少可以减轻现实逆境对他身心的压抑而产生的挫折感和焦虑感，起到精神自卫和心理补偿的作用。他的诗歌常常带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乌托邦色彩，这种乌托邦理想世界对现实政局和社会环境变化没有直接干扰，使他能够在内心世界中寻求进步之路。
特别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大革命”期间，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后面对现实政治的黑暗和政局的混乱，他诗歌中的乌托邦理想逐渐从单纯的艺术表现转向积极参与革命实践，在其诗魂中跳跃的是尼采（Nietzsche）超人式的强劲节拍和柏格森（Bergson）的创造之声。随着炽烈浪漫情怀的消褪，潜藏于郭沫若笔下的乌托邦冲动逐渐转化为了现实革命行为，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
第三张面孔：浪漫情绪的自由表达
最后，浪漫性还体现在郭沫若对情绪（emotion）自由表达的追求。从严格意义上说，他的浪漫诗学关注的是个人内在情绪的表达，而非情感（affection）。情感是一种具有复杂而稳定的社会内容与人生经验的态度体验，具有社会化和关系化的倾向，其表达相对稳定。然而，情绪是无对象性、无距离感的产物，充满不确定性和原初性的“混沌”，它更直接、更强烈地反映内在生命冲动。
在《凤凰涅架》、《天狗》、《浴海》等诗作中，郭沫若通过表现混沌、充满紧张感和蕴含各种可能性的情绪体验，不拘泥于形式的束缚，自然流露其情感。郭沫若明确表示创作应摆脱理性束缚，让情绪自然流露。他强调非理性活动（如直觉、灵感、情调和想象）在诗歌表现情绪中的突出作用，认为这些才是诗歌的本体。
在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郭沫若也尝试接纳怪特、变形、抽象等艺术表现手法，但同时强调需保留某种客观形象的形似和现实的内涵精神。在《凤凰涅架》、《天狗》、《女神之再生》等诗作中，郭沫若结合了浪漫主义激情喷吐与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大幅度变形的暗示性手法，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概括力和表现力。
结论与意义
通过研究郭沫若浪漫诗学的三个面向，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其浪漫诗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郭沫若诗学不仅展现了个体追求自由的浪漫冲动，还通过乌托邦理想表现其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现实社会的批判，更通过情绪的自由表达突显其非理性的艺术追求。这种浪漫诗学不仅在文学艺术上具有重要价值，更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深层动力，提供了从文学创作角度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视角。
郭沫若一生中强劲的浪漫锐力与20世纪复杂苦难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是苦难现实的创造者，也是浪漫诗情的传抒者。这样的历史情境使浪漫主义得以持续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新的替代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