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胡庚申教授撰写，发表于2011年第2期的《中国翻译》期刊。胡庚申教授来自澳门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翻译学、国际跨文化语用学以及英语语言文化教学。本文的主题是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旨在系统梳理和阐释生态翻译学在过去十年中的发展及其核心理论。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途径，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研究。本文集中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包括：（1）生态范式（ecological paradigm）；（2）关联序链（the sequence chain）；（3）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4）译有所为（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ons）；（5）翻译生态环境（translation eco-environment）；（6）译者中心（translator-centeredness）；（7）适应/选择（adaptation/selection）；（8）“三维”转换（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9）“事后追惩”（post-event penalty）。

生态范式
生态范式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涉及到翻译研究的总体理念、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范式，强调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这一范式不仅具有普适的哲学理据，还符合翻译的基本规律，逐渐在翻译研究领域得到认同。

关联序链
关联序链是生态翻译学的重要理论视角，揭示了翻译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内在联系。该理论认为，翻译、语言、文化、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存在递进性的逻辑序列，反映了人类认知视野的扩展和理性进步。这一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框架。

生态理性
生态理性是生态翻译学的宏观指导理念，包括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这些理念为构建生态翻译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指导，强调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动态平衡。

译有所为
“译有所为”是生态翻译学基础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强调译者从事翻译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从主观动机来看，译者可能出于生存、弘志、适趣、移情或竞赛等目的进行翻译；从客观效果来看，翻译可以促进交流沟通、引发语言创新、激励文化渐进、催生社会变革以及推动译学发展。

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的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包括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这一概念比传统的“语境”或“文化语境”更为宽泛，强调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核心主体，翻译活动必须通过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将译者推向译论的前台，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有助于提升译者研究的理论层次。

适应/选择
“适应/选择”是生态翻译学基础理论的核心理念，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又要进行选择。这一理念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选择的手段是优化选择。

“三维”转换
“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提出的翻译方法，包括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一方法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的关注，是翻译操作层面的重要研究焦点。

“事后追惩”
“事后追惩”是生态翻译学对译者行为的要求或指导思想，强调在翻译活动的每一个阶段都由译者进行适应性的选择，但在译事之后对译者的选择进行评判与处理。这一理念与“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思想一致，强调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和译文的最终选择与裁定。

结语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既有宏观的理论框架，如生态范式、生态理性、翻译生态环境等，也有微观的操作方法，如“三维”转换、“事后追惩”等。这些理论视角在翻译研究中的接受程度和应用范围各不相同，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点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翻译研究途径，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的意义在于，它系统地总结了生态翻译学在过去十年中的发展，梳理了其核心理论，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通过引入生态学的视角，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