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ryn Bailey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曼卡托分校的哲学副教授，目前担任杜克大学的梅隆研究员。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身体、语言和身份相关的女性主义理论问题。本文发表在2002年秋季至冬季的《Women’s Studies Quarterly》期刊上，题为《Unpacking the Mother/Daughter Baggage: Reassessing Second- and Third-Wave Tensions》。文章探讨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女性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学术女性主义对年轻女性主义者的影响。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对年轻女性主义者产生规范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她们对女性主义本身的抵抗。Bailey通过借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分析了女性主义如何在大学课堂中塑造女性主义主体，并探讨了年轻女性主义者对第二代女性主义的批评。

首先，Bailey指出，第二代女性主义（Second-Wave Feminism）和第三代女性主义（Third-Wave Feminism）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源于具体问题的分歧，而是由于双方未能进行真诚的沟通。第二代女性主义者通常被认为坚持单一的政治议程，而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则更倾向于接受多元性和个人矛盾。Bailey引用了一些年轻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例如Janis Cortese和Krista Jacob，她们认为年轻女性正在庆祝多元性，并拒绝接受女性主义的“党派路线”。

其次，Bailey分析了女性主义在学术环境中的规范化力量。她认为，女性主义课堂通过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塑造了女性主义主体。例如，课堂中的平等主义教学方法和美学设计（如圆桌讨论）表面上强调师生平等，但实际上仍然存在权力差异。学生在课堂中的行为往往受到教师期望的影响，甚至可能通过反叛来表达对女性主义规范的抵抗。Bailey还指出，女性主义课堂中的“忏悔”模式（confessional mode）使得学生的个人经历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标签，如“女同性恋者”或“幸存者”。

接着，Bailey讨论了第三代女性主义对第二代女性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关于身体美学和性行为的争议。她引用了一些第三代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例如Rebecca Walker和Amy Richards，她们认为第二代女性主义过于强调政治正确，忽视了个人选择和多样性。Bailey认为，这些批评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可能存在问题，但它们提醒第二代女性主义者，年轻女性的行动和态度背后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Bailey还探讨了女性主义选择（feminist choice）的概念。她指出，第二代女性主义者通常强调自由选择的重要性，但她们往往对某些选择（如施虐受虐性行为、色情内容等）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选择受到父权制社会化的影响。相比之下，第三代女性主义者更倾向于接受这些选择，认为它们是个人自由的体现。Bailey认为，这种分歧反映了双方对权力和抵抗的不同理解。

最后，Bailey呼吁第二代和第三代女性主义者超越“母女对立”的僵局，进行更真诚的对话。她认为，第二代女性主义者需要承认女性主义权力的存在，而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则需要更认真地对待第二代女性主义的贡献。Bailey强调，双方应以平等的态度进行交流，而不是将对方视为需要服从或反叛的对象。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它通过福柯的理论框架，深入分析了女性主义内部的代际紧张关系，并提出了促进双方对话的建议。Bailey的研究不仅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实际的社会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还提醒我们，任何社会运动在推动解放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规范化的力量，这种力量需要被认真对待和反思。

本文的亮点在于其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Bailey不仅分析了女性主义课堂中的权力关系，还探讨了年轻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的抵抗，揭示了女性主义内部的复杂动态。此外，她提出的对话建议为第二代和第三代女性主义者的合作提供了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