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档属于类型b，是一篇关于脑膜瘤（meningioma）的国际共识综述，由国际脑膜瘤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n Meningiomas, ICOM）的专家团队撰写，发表在《Neuro-Oncology》期刊2024年10月第26卷第10期。该综述旨在总结脑膜瘤的科学进展和治疗范式，为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患者提供全面的共识性指导。
该综述由Justin Z. Wang、Alexander P. Landry、David R. Raleigh等多名专家共同撰写，作者来自多所国际知名机构，包括多伦多大学、维也纳医科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通讯作者为Gelareh Zadeh、Farshad Nassiri、Matthias Preusser和Susan Short。
脑膜瘤是成人中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其发病率随人口老龄化和神经影像技术的普及而增加。尽管大多数脑膜瘤表现为非恶性行为，但部分肿瘤具有生物学侵袭性，可能导致治疗抵抗、显著的神经功能损害甚至死亡。近年来，脑膜瘤生物学理解的进展推动了分子标志物在其分级和预后中的应用。然而，与其他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不同，脑膜瘤尚未建立统一的分子分类体系，这是国际脑膜瘤联盟的核心目标之一。
脑膜瘤占美国所有原发性脑肿瘤的40.8%，在“非恶性”原发性脑肿瘤中占56.2%。其发病率在65岁后显著增加，且在黑人患者中高于白人患者。遗传多态性（如MLLT10基因）与脑膜瘤风险增加相关，而外源性因素如电离辐射、肥胖、甲氨蝶呤治疗和吸烟（仅限于男性）也被认为是明确的危险因素。尽管脑膜瘤常表达孕激素受体，但雌激素受体表达罕见，且内源性或外源性性激素对脑膜瘤生长的影响尚存争议。
神经纤维瘤病2型（NF2）基因是首个被证实与脑膜瘤发生相关的基因，其突变在60%的脑膜瘤病例中出现。NF2基因编码的Merlin蛋白通过抑制PI3K/AKT、RAF/MEK/ERK和mTOR信号通路发挥作用。此外，TRAF7、KLF4、AKT1等基因的突变也在非NF2突变的脑膜瘤中被发现。这些突变通常与较低的WHO分级和较好的临床预后相关。近年来，TERT启动子突变和CDKN2A/B基因的纯合缺失被纳入WHO 2021分级标准，作为脑膜瘤的独立预后标志物。
DNA甲基化分类系统的引入为脑膜瘤的分子分类提供了新的视角。2017年，首个基于DNA甲基化的脑膜瘤分类系统将脑膜瘤分为6个亚组，这些亚组在复发和进展风险上表现出显著差异。随后，基因组甲基化、mRNA表达和拷贝数变异的整合研究进一步将脑膜瘤分为4个稳定的分子组（MG1-MG4），这些分子组在预后和生物学特征上优于传统的WHO分级。尽管这些分子分类系统在预测临床结果方面表现出色，但其广泛应用仍面临技术和经济上的挑战。
MRI是脑膜瘤诊断的首选影像学方法，大多数脑膜瘤在MRI上表现为等信号，约50%伴有瘤周水肿。PET成像（如68Ga-DOTATATE）在脑膜瘤的诊断、手术规划和放疗计划中显示出潜力，特别是在检测颅底或骨侵袭性肿瘤方面。然而，PET成像的成本效益和生理性摄取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手术是生长性或症状性脑膜瘤的主要治疗手段，Simpson分级系统用于评估手术切除程度。近年来，Simpson分级在现代脑膜瘤手术中的作用受到争议，特别是在颅底脑膜瘤中，完全切除可能导致较高的并发症风险。内镜技术的进步为前颅底脑膜瘤的手术提供了新的选择，但其优越性仍需更多证据支持。
放疗是脑膜瘤的重要治疗手段，可作为手术的辅助治疗或作为主要治疗手段。WHO 2级和3级脑膜瘤的辅助放疗已被证实可改善局部控制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然而，对于完全切除的WHO 2级脑膜瘤，辅助放疗的益处仍存在争议。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在小型脑膜瘤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肿瘤控制率，但其在高级别脑膜瘤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传统上，脑膜瘤的治疗主要依赖于手术和放疗，但近年来针对复发或侵袭性脑膜瘤的全身治疗药物逐渐涌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单克隆抗体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一定的抗肿瘤活性。免疫治疗（如PD-1抑制剂）在高级别脑膜瘤中也表现出潜力，但其疗效仍需更多临床试验验证。
脑膜瘤的诊断和治疗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对于长期随访和复发的患者。生活质量研究在脑膜瘤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需要更多研究关注患者的心理和社会支持需求。
该综述为脑膜瘤的研究和治疗提供了全面的共识性指导，涵盖了从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到临床管理的多个方面。通过总结最新的科学进展和治疗范式，该综述为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患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推动了脑膜瘤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该综述还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特别是分子分类系统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和脑膜瘤全身治疗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