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原猛在《日本研究・京都会議 kyoto conference on japanese studies》(1994年卷)中发表的演讲稿《日本の思想―神道と仏教―》是关于日本宗教和思想发展的深刻探讨。本演讲稿由梅原猛，时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所长，于1994年10月21日发表，后于1996年3月25日正式刊行。
梅原猛从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入手，聚焦于神道与佛教对日本思想、文化与社会的深远影响。他以探索日本宗教底蕴及其与神道、佛教之间的互相作用为核心，并试图通过回顾日本历史，分析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文化交融和思想发展。
梅原猛首先探讨了宗教对文化的核心影响。他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研究其宗教。然而，与西方文化基于《圣经》等单一经典不同，日本宗教缺乏统一的经典，且存在神道与多宗派佛教的复杂共存。神道并无如圣经一般的宗教原理，这导致其对外国人而言难以理解；而佛教因派别众多，各派各有各自的经典和祖师教义，信仰形式差异较大。
为了说明这种独特性，梅原猛批评了铃木大拙试图以“禅仏教”泛化解释日本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思想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禅仏教，禅只是日本宗教的一部分。而要全面理解日本思想，必须综合考察神道与佛教的影响。
梅原猛通过历史回顾，分析了神道的起源及演变。他从旧石器时代和绳文文化谈起，指出日本的根基文化始于绳文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这一时期的日本人依赖自然条件创造了生产力较高的绳文文化。他认为，日本文化的基底源于绳文文化的“共存”和“循环”观念。
随后，弥生时代的稻作农业从大陆引入，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及新旧民族的交融与征服。梅原猛将日本神话中“天壤神征服国土神”的传说与历史事实构连，认为日本形成国家的过程类似于外来稻作民族征服土著民族的历史。这种同族系但新旧不同的融合削弱了类似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分割，并为后来佛教消除阶层固化提供了契机。
神道的国家主义化是一个重要论点。梅原猛指出，7-8世纪初期，日本律令国家的建立催生了以禊ぎ、祓い为特色的神道，使得神道逐渐服务于天皇制和国家权威。至19-20世纪，神道再次被国家主义极端利用，成为战争时期超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与其国家化的神道不同，神道的本质可以追溯到绳文时代的自然宗教。
梅原猛在研究神道时，提炼出其核心理念——“共存”与“循环”。他通过关于北海道的阿伊努文化与冲绳的琉球文化的探讨，揭示这些边陲文化保留了绳文时代的宗教特质：
梅原猛进一步指出，这种共存与循环的思想并非日本独有，而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思想的共有产物，并与现代对基因永生的科学认知产生某种契合。
佛教在印度起源后，通过中国最终传入日本。梅原猛详述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历程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多重影响。
佛教的平等思想：佛教以“四姓平等”对抗日本氏姓制度的等级差异，圣德太子和圣武天皇通过提倡佛教为政治改革推动力。
平安时期与密教的兴起：9世纪，高僧最澄与空海引入天台宗与真言宗，并发扬密教。这被认为是日本仏教的真正开端。密教的特点包括：
本地化佛教的生成：11世纪出现的“天台本覚论”思想（例如“山川草木悉皆成仏”）体现了佛教对日本神道的适应，构筑了两者的共存机制。
13世纪镰仓时期，真宗、禅宗和日莲宗是日本佛教的重要发展。它们分别通过念佛、参禅与诵经提供普遍的解脱之道，为平民提供通往佛教的简便途径。这些新仏教不仅强调人人皆可成佛，还融入了循环思想。例如：
梅原猛将日本宗教中的“共存与循环”的理念扩展至现代。他指出，这种理念在21世纪应对地球环境问题时具有独特价值。日本宗教思想中的生态观和人类共生观，能够为未来提供有益参照。
梅原猛的《日本の思想―神道と仏教―》是对日本宗教历史演变与思想发展的一次系统性探索。文章从历史背景、核心理念及其影响详细分析了神道与佛教对日本文化与社会的塑造，并在现代化语境下展现了日本宗教思想的价值。其对共存与循环思想的剖析，不仅深化了对日本宗教与文化独特性的理解，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哲学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