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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机构
本研究由Qingge Geng和Kevin Lo共同完成，两位作者均来自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研究于2023年发表在期刊《Environmental Politics》上，具体卷期为第32卷第7期，页码为1163-1185。
学术背景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een BRI）的跨国环境治理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其带来的环境挑战日益显著。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了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跨国治理措施提升BRI的环境绩效。然而，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BRI的环境影响，但关于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治理机制应对这些挑战的研究却相对有限。本研究以“一带一路国际绿色发展联盟”（BRI International Green Development Coalition, BRIGC）为研究对象，采用“协调理论”（Orchestration Theory）作为理论框架，旨在探讨BRIGC在跨国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协调路径的因果机制。
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数据收集：研究团队在2020年9月至11月期间，对BRIGC北京办公室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通过参与观察、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方式，收集了关于BRIGC组织及其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具体包括30次个人访谈、2次焦点小组讨论（每组5人），以及10次通过电子邮件与BRIGC外部合作伙伴进行的访谈。此外，研究还分析了战略文件、会议纪要和关键参与者的公开声明。
2. 理论框架构建：研究采用协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因果路径模型，以解释协调者（Orchestrator）、中介者（Intermediary）和目标者（Target）之间的微观联系。该模型扩展了传统的O-I-T模型，增加了输入（Input）、输出（Output）和结果（Outcome）三个环节，以更全面地描述协调过程。
3. 协调路径分析：基于实地调研数据，研究识别了BRIGC在跨国环境治理中的四种主要协调路径：绿色消费主义（Green Consumerism）、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和绿色治理（Green Governance）。每种路径均详细描述了其输入、中介者、输出、目标者和预期结果。
4. 协调路径的局限性分析：研究进一步分析了BRIGC在协调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特别是输入不足对中介者与目标者关系的影响。
主要结果
1. 绿色消费主义：BRIGC通过招募中国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FECO）作为中介者，试图建立一个在线平台以监控和报告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然而，由于BRIGC的输入不足，FECO在说服企业参与方面遇到困难，最终只有腾讯一家公司承诺开发平台，导致预期结果未能实现。
2. 绿色基础设施：BRIGC再次通过FECO作为中介者，推动中国企业在BRI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尽管FECO签署了《商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宣言》，但仅有少数中国企业参与，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兴趣缺缺。
3. 绿色金融：BRIGC招募了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GFD Center）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作为中介者，推广绿色投资原则（Green Investment Principles, GIP）和可持续资产评估工具（Sustainable Asset Valuation, SAVI）。与前述路径相比，这一路径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吸引了多家金融机构签署GIP。
4. 绿色治理：BRIGC通过FECO、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BRETETC）和环境防御基金（EDF）作为中介者，开展了一系列研讨会和培训活动，旨在提升BRI国家的环境治理能力。然而，由于资源有限，活动数量较少，且未能吸引足够的国际参与者。
结论
本研究表明，BRIGC在跨国环境治理中的协调过程存在显著局限性，特别是输入不足导致中介者与目标者之间的关系薄弱，从而影响了协调效果。尽管BRIGC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整体协调能力仍需加强。研究建议BRIGC应更积极地提供资源支持，增强中介者的行动能力，并通过建立信任机制和反馈机制提升协调效果。
研究亮点
1. 理论创新：本研究扩展了协调理论，提出了包含输入、输出和结果的因果路径模型，为理解跨国环境治理中的协调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 实证贡献：通过实地调研和第一手数据，研究深入分析了BRIGC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实际运作，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空白。
3. 政策启示：研究为BRIGC及其他跨国环境治理机构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资源分配、中介者支持和信任机制建设方面。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还指出，BRIGC的多重职能（如政策研究和媒体宣传）分散了其在协调方面的精力，导致其协调能力受限。此外，由于BRIGC会议主要在北京举行，外国合作伙伴的参与度较低，进一步削弱了其跨国治理效果。这些发现为未来跨国环境治理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